摘要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，正式将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写入党内法规。展望2017年，“四种形态”的深入实践必将深化标本兼治，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。

　　实践“四种形态”体现了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，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，处理好“树木”与“森林”的关系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

　　各地实践“四种形态”，使“常态、大多数、少数、极少数”的结构性特征初步显现

　　浙江省淳安县某乡副乡长王某因与老板走得太近，被县纪委约谈，从最初“没违纪纪委为啥找我谈话”的不理解，到谈话后的真心感谢，他体会到了组织的“用心良苦”；

　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吉某拟邀约60余人公款吃喝，受到街道党工委书记提醒谈话后立即取消饭局，避免了“小节”酿“大错”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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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发现苗头及时提醒、触犯纪律及时处理，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见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加强纪律建设，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。作为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化举措，2016年1月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对实践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作出全面部署。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在实践“四种形态”中既从严“惩”又力促“治”，绷紧纪律之弦，体现严管厚爱，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迈出坚实步伐。

　　抓在日常、严在细节，“红脸出汗”渐成常态

　　“这种提醒太有必要了，回去后我一定管好家人！”江苏省淮安市某区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因家风问题被组织约谈后，深有感触地说。

　　用纪律衡量党员干部行为，把管和治更多体现在日常，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，才能实现管党治党的“全面”和“从严”。一年来，在保持执纪审查力度不减、节奏不变的同时，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着力抓早抓小，推动“红脸出汗”渐成常态。

　　数字是最好的说明。2016年1月至11月，中央纪委处置反映中管干部问题线索中，谈话函询1305件次，比2015年同期增长96.5%；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11.1万件次，比2015年同期增长205.8%。为推动谈话函询常态化和规范化，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制定了谈话函询工作办法，对被谈话函询对象是否全面如实说明情况等进行严格审核，并通过诫勉谈话、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加强结果运用。

　　实践“四种形态”，主责在党委，关键靠担当。为此，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带头约谈省区市、中央部门和中央企业、金融机构党委（党组）主要负责人，督促落实管党治党责任。各级党委既增强责任担当，又加大压力传导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，不断拧紧纪律的螺丝。广东省45名省部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开展提醒谈话，2016年1月至9月对分管部门和系统有关领导提醒谈话共701人次；浙江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实践“四种形态”情况，由上级纪委书记当场点评……

　　转变方式、创新方法，监督执纪深度转型

　　作为一名“老纪检”，海南省万宁市纪委副书记刘运平发现，自己的工作正因实践“四种形态”而发生明显变化：“以前主要精力放在办案查人上，现在约谈函询和轻处分正在成为工作的重头。”

　　从“盯违法”到“盯违纪”，各级纪检机关将实践“四种形态”作为深化“三转”的方向，既转变观念、克服惯性，又转变方式、提高能力。

　　中央纪委以上率下，将工作重心由“法”转向“纪”。2016年以来已办结的77件中管干部违纪案件中，按第二和第三种形态处理的案件57件，比2015年增长90%；按第四种形态处理的案件20件，比2015年减少56.5%。发布中管干部违纪问题通报时，“严重违纪违法”的字眼不再出现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严重违纪”；“受贿”表述也被“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、收受财物”等纪律语言所替代。

　　2016年8月至9月，中央纪委在北京、山西、浙江等地召开实践“四种形态”调研座谈会，推动实践“四种形态”常态化、日常化。各地区各部门以纪律为尺子，将“四种形态”要求贯穿监督执纪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，推动线索处置、执纪审查、执纪审理等各个环节深度转型。福建省纪委对库存线索全面清理，通过加大谈话函询力度，做到存量起底、增量归零；吉林省纪委通过“走读式”谈话开展纪律审查，做到夯实基础、用活策略；湖北省纪委把执纪审查的过程变为审查对象思想转变、逐步被“唤醒”的过程，做深做实思想政治工作……

　　为客观反映“四种形态”的实践情况，中央纪委还研究建立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统计指标体系。各地对“四种形态”的较好运用，使“常态、大多数、少数、极少数”的结构性特征初步显现。2016年前11个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的33.7万人中，轻处分25.1万人，占74.5%；重处分8.6万人，占25.5%；移送司法机关9223人，比去年同期下降26.6%。

　　综合运用、全面从严，维护政治生态健康

　　实践“四种形态”为的是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，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，联系实际处理好“树木”与“森林”的关系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。

　　各地区各部门在执纪审查中，对犯错误党员干部不“一棍子打死”，而是立足当地政治生态，综合考虑违纪问题性质、严重程度、造成后果影响和认错悔错态度、配合组织审查、退缴违纪所得等各方面情况，依规依纪推动“四种形态”相互转化，在宽严相济中推动纪律约束全面从严、政治生态向好向善。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放下包袱，仅2016年上半年就有2.9万名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，是2015年全年的5倍多。

　　在发生系统性贿选案的辽宁，2016年前10个月共有165名厅局级干部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，形成并保持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。与此同时，辽宁省贯彻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针，为犯了错误想改正、主动交代问题的同志创造条件、提供机会，全省共诫勉谈话1251人，给予党纪政纪轻处分8021人，重处分3078人，移送司法机关253人。

　　像辽宁一样，各地区各部门在实践“四种形态”的过程中，注意克服处理方式的单一化，更加注重综合运用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、组织调整、党纪处分等各种手段，实现从惩治少数人向管住大多数转变。天津、福建、江西、四川、云南、新疆等26个省区市纪委，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、教育部、体育总局、证监会等30家纪检组，分别出台了实践“四种形态”的指导性意见及有关实施办法，为实践“四种形态”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　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，正式将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写入党内法规。展望2017年，“四种形态”的深入实践必将深化标本兼治，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。